首先，从经济方面上分析，贫富分化的加剧是恐怖主义赖以滋生的经济根源。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使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平等性质更加突出，经济落后的弱势群体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扩大，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为恐怖主义泛滥提供了某种社会基础。其次，从政治方面上讲，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国际恐怖主义蔓延的政治诱因。霸权主义者干涉他国内政、对别国进行经济制裁或军事打击的行为所招致的广泛不满，客观上为极端民族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提供了便利。恐怖分子可利用本民族对外来干涉的反抗情绪，辅之宗教手段展开恐怖犯罪活动，并使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具有了某种反西方强权的色彩。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为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大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行径越发遭到国际社会的反感和憎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因此，美国成为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矛头绝非偶然。再次，从文化方面上看，现代恐怖活动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冲突”的特点，这与西方国家强行推行西方价值观，在热点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从而激发了阿拉伯世界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情绪有直接联系。第四，从科技方面上讲，随着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为标志的知识时代的来临，恐怖主义赢得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许多现代化的高技术手段在恐怖活动中得以运用，其造成的破坏力也更加严重。此外，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根源。两极格局解体后，许多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迅速得到释放。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得不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极端势力便活跃起来，并且以实现民族独立或高度自治为目标，以复兴宗教原初教义为旗号，以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开展活动。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有近30%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由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有大约25%的恐怖主义活动起源于宗教目的。[1]可见，虽然民族和宗教问题与恐怖主义没有直接关系，不能在二者间划等号，但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极易结合在一起，并且发展为暴力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