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鸿留有一枚刻有“儒侠”二字的印章，代表了他一生“以儒家思想解救乱世”的志向。平心而论，他反对修铁路的理由中也是有可借鉴的地方的，如他指出铁路的修建有可能会便于外国列强控制中国，丧失主权，借款修铁路亦然。“囊者英法构衅，屡获逞于海隅。然而未敢深人者，即以道途阻修，运炮运粮两皆易窒之故。今奈何自失其险以延敌哉?’顺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他的这一担忧。刘锡鸿的思想并不是一无是处，也有值得借鉴、深思的地方，如吏治，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晚清吏治的黑暗现状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故今日之事，为吏者当以顺治是诸辅臣为法，代幼主以遵成宪，毋忘综核名实之严，然后国威可以复振，非然者筋脉日益弛缓，寸步将必难移，惟僵仆以任人陵虐已矣。”“见上所为赏罚者一皆不拘情面，不关毁誉，不杂恩怨，不任素性，爱憎不因偶然喜怒乃知求荣去辱只此化恶善一途。”想复兴孟子的重视教化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他甚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如裁撤冗员，以礼驭吏等，“择枢臣之忠清刚正者，省去别项差使，专核吏、兵、刑三部议处事件，而治其询纵滥保之失”，从而使得“是非悉当默险能明，人人有所惩劝以效其才能，亦人人无可干求以养廉耻，则牧民驭兵两大政自然日有起色”。儒家思想已经扎根于他的灵魂中，程朱理学的影响已深人其骨髓。他又指出了人民素质与国家富强的关系: “英之众庶，强半勤谨，不自懈废; 商贾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憋迁之需; 国之致富，盖本于此。非然者，火车轮船即能致远，而可贩之货国中无从造而成之，金币究何如人哉? ”除此之外，他也是提出民间开矿设想的第一人。《英貂私记》是他出使英国时写的日记。不过，若细读《英招私记》，人们会发现到了英国之后，刘锡鸿的思想也起了一些变化。例如，他称赞君主立宪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通过与马格里、博郎、井上馨等外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交锋，他也打开了一些眼界。通过与博郎的辩论，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前反对船舰的看法:“事理无穷，因乎时势。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则补养元气，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补养，则其病终不可廖，此又一理也”。但是，他担忧的是内忧而忽视外患，这也是他的不足之处。更重要的是，他对领事裁判权提出了质疑: “倘照理藩院刑法，参酌变通，以圈禁代流徒，以罚款代答杖，定为专例，以治外国寄居商民，亦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