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虽然把整个天下区分为“中国”(中原)和“四海”(边疆部分)两个部分，但这一“天下”并没有严格的内外之别、中外之分。而是包括了古人所知的人类全体的一个整体，即“天下一体”。如《尚书·立政篇》所谓“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诗经·小雅·北山》宣称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对天下的这种认识。可见，“天下”代表着已知的全部文明世界，“王土”是包括了四海在内的最大领土。

第二，“普天之下”或者“九州”、“四海”、“海内”等都属于宏大、空泛的天下概念，而随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知识的增长，随着中华文化的不断扩散，传统天下观中的“天下”又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其内涵逐渐丰富和扩大。如商王、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不过限于“邦畿千里”，此外则是列国诸侯和“四夷”。“邦畿”加上“来朝”的诸侯以及“宾服”的“四夷”构成了当时的天下，这一天下显然是比较狭小的。秦汉以后，国家的空前统一以及对外交通的发展，统一的中原与“四夷”构成了更大的天下，所谓“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全都被囊括于这一“天下”之内。

第三，传统的“天下观”无疑也包含着强烈的中心与边缘意识。按照传统的“天下观”，“中国”是“四夷”围绕的唯一文明之地，而“四夷”、“蛮方”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里，是很远且不必十分理会的所在，所以“中国”也就代表整个天下。当然，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各诸侯开疆辟土，把“中国”越推越远，“天下”也越放越大，人们的地理知识不断增长，知道在以“中国”(中原)为代表的“海内”之外，还有“海外”存在，从而不再将自己视为唯一的文明之地。但中国人的“天下观”除了对“天下”作更加具体化的认识外(如“九州”就有了具体的所指)，对“海外”则缺乏兴趣。比如，战国后期曾产生过以邹衍“大九州”说为代表的新的天下观，“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日‘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稗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不过，这种依据海外交通和地理知识并加上想象而建立的天下观，从未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