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利一：大一统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诸子百家争鸣，是儒家最鲜明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到了汉朝，董仲舒对儒家的大一统思想进行进一步发挥，以其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并且随着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思想也逐步深入人心。虽说中国在封建时代形成汉唐这样的大一统帝国，自有其天然的地缘因素。但历经两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们始终以“统一”为常态，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毕竟功不可没。其利二：皇权之上，再无神权在蛮荒未远、民智未开的时代，原生态的儒家就已经对鬼神抱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季路问粗旅衫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的观点，试图塑造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来约束君主的行为（当然也是为了对君权合法性的神化）。乃至此后每当天生异象或者发生自然灾害，都会被认为是上天对君主的警告，但也仅止于此。毕竟儒家的“天”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和佛祖、基督、真主这种具象化、人格化的神明不同。相反，儒学以其世俗化的特性，天生反感这些具象化的神明。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里，从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的国家，从没有神权能凌驾于世俗皇权之上，儒学与有力焉。想想现在西亚某些国家和地区吧，或者想象一下太平天国成功了……我们或许应该感谢儒家。其利三：适应形势，孵化新生在西学东渐、华夏文明圈被外部攻破前，儒学能够流传两千多年，是因为面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变化，它总能在彻底落伍衰亡前孵化出新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不过是一块被高高供奉在上的牌位，在这块牌位底下，历代儒者结合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需求，不断给它注入新的成分（古今同理）——有进步的，有退步的，但绝不是停滞不前的——而其中进步的，就是儒学于国家发展之利。前面讲过，面对统一帝国的新形势，董仲镇碧舒改造原始儒学时强化了“大一统”的概念，使其深入人心。前面也讲了儒家对具象化神明的反感。南北朝以来佛学兴盛，面对这一局面，唐宋不少儒家都致力于反佛。韩愈以维护封建伦常来排佛，柳宗元更进一步，发展了董仲舒的“天人关系”来批判佛教的有岩腔神论，到了北宋张载，直接以朴素唯物辩证法从理论上驳斥了佛教的超自然唯心主义宇宙观。（插一句，佛教自有其积极向善的意义，但封建皇朝统治阶级的崇佛，对社会民生都造成伤害。所以韩、柳、张等儒者的排佛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从周敦颐到朱熹，理学的发展一度僵化，沦为维护封建统治、束缚人民思想的有力工具。于是便有王阳明上承陆九渊，提出“致良知”来突破理学的“理欲”对立，为之后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带来曙光。